北京作为近代中国的重要都城，在晚清时期率先见证了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冲击，成为较早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城市之一。在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统治后，北京逐步结束农耕时代并迈向工业文明。近代工业建设对北京城市格局演变、建筑风格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北京地域特色的工业建筑风格，拥有独一无二的遗产价值。本文系统性地梳理了近代北京工业发展历史，分析研究了北京近代工业建筑的风格特征与遗产价值，以期加强完善北京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研究，以更加微观地视角展现北京工业建筑遗产的多元化价值。

  工业建筑是人类为生产活动而创造的空间类型之一，为推动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工业建筑的形制、风格和技术创新伴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不断进化。英国作为早期工业革命的肇始之地，其工业建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纺织车间的出现[1]，形式上脱胎于本土建筑风格、空间上适应机械装置需要，是早期工业建筑重要的特征，此后工业建筑的形式逐渐与传统建筑分离，效率最大、实用简洁成为工业建筑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甚至对现代主义建筑的诞生亦产生了重要影响[2]。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才开启了向西方工业革命学习的历史序幕，工业建筑也由此在中国应运而生。

  傅熹年先生在整理和归纳北京近代建筑时，重点探讨了住宅、使馆、商业、银行、文化、医疗、教育等形式的建筑物，但并未将工业建筑划定作为一个独立类型[3]。张复合先生编纂的《北京近代建筑史》中，工业建筑被列为“洋风”建筑类型之一，指出厂房、仓库、铁路站房等近代工业建筑体现了深深的“西式洋楼”烙印[4]，但论述笔墨甚少，而赖德霖、伍江、徐苏斌先生著作《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工业建筑得到了重视，但论述重点则集中在早期开埠城市，如上海、武汉等地[5]，对北京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历史一笔带过，近代北京工业建设与工业建筑的发展研究一直停留在粗线条的概述中。事实上，北京作为晚清帝都，率先见证了近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6]，也是最早接触到现代工业革命成果的城市之一。

  作为清政府政治和权力中心，北京在面对“近代化”的过程中一直秉持谨慎而保守的态度，1895 年《马关条约》意图将北京变为开埠城市，遭到清政府拒绝，因此，近代工业在北京的出现略晚于沿海地区通商口岸城市[7-8]。根据政权统治更迭变化，北京的近代工业可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清朝统治晚期是北京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启蒙阶段。受战争冲击，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出现了官办工业、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中外合资等多种经营方式， 通过引进西方机器设备，聘请洋人技师管理等方式，兴建了一批较为先进的工业公司，如机械制造、煤炭开采、纺织、印刷等领域。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成就，大范围的应用于煤炭开采和铁路机车两大领域。北京地区其中最先引入蒸汽动力装置的工矿企业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创办的京西通兴煤矿，1872年清政府官办“通兴煤矿”（今门头沟煤矿前身）[9]，矿权人段益三，属官商合办性质。

  1896年段益三招请美国商人施穆与其合股开采，并更名为“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成为当时国内煤矿开采行业中第一个引进外资、使用蒸汽机等机械设备的工矿企业[10]。

  1888年清廷从中海到北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皇家专用铁路——西苑铁路（亦称紫光阁铁路），全长1.5公里，南起中海瀛秀园，北至北海静心斋，为慈禧往来北海和紫禁城提供了便利，车厢由法国新盛公司订制，共6节车厢，其中上等豪华车厢为慈禧太后专用。仪銮殿电灯与西苑铁路的出现， 标志着清朝统治阶级已率先开始接受并享用工业革命成果。西苑铁路虽然得到慈禧太后喜爱，但终究是供奉统治阶层的“奇物”。铁路真正的作用在于让西方列强拥有掠夺和运输资源的能力，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铁路修筑权被西方各国势力垂涎和掠夺，直到1905年，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南口段至八达岭段建成通车。“人型道岔”是著名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为解决八达岭山地爬坡问题而创造的铁轨布局方式，是中国人铁路建设的重要代表性成就。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近代北京民族资本工商业蓬勃发展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北洋政府接替清政府统治全国，虽然此后的军阀混战带来了社会动荡，但相比于封建时代，这一时期的民众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改观，一批民族资本创办的工矿企业陆续诞生，民生领域多点开花，尤其是轻工业如纺织、糖酒制造等领域，工业产品陆续走进普通人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改观。

  1915年广安门外手帕口街64号创建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家啤酒工厂—北京双合盛啤酒厂。工厂设有总厂和两个分厂，糖化室一所、烤原料设备一所及酒窖2处，后扩充酒窖8处，主要生产“五星牌”啤酒。酿酒选用水质轻、味甘甜的京西玉泉山清宫御用泉水，制酒所用粮食选自浙江、河北等地颗粒饱满的优质大麦，产品除供京津唐地区消费外，还远销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并在1937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这也是中国人自主生产的啤酒第一次在国际评比中获得最高奖项。

  与此同时，国内军阀混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统治阶级意识到煤炭、冶金、电力等重工业是攫取经济利益和掌控国家资源的关键，因此，军阀官僚和资本家全力发展钢铁、煤炭极其附属产业。

  1914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军火需求激增，铁价暴涨。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德森、米斯托（瑞典人）等人在龙关、庞家堡附近（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发现 “宣龙式”赤铁矿，1919年3月，段祺瑞政府以“官商合办”的名义创办“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选址在京西永定河畔石景山地区组建“龙烟铁矿附属石景山炼铁厂”，到1922年前后，石景山两铁场的主要工程完成80%，包括一个日产二百五十吨的炼铁炉、四个热风炉、锅炉房以及发电室等，后因一战结束后铁价暴跌无利可图，加上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被打败下野，无暇顾及铁厂，因此石景山炼铁厂在1922年停工，直至日本侵略北京占领工厂前未生产出一滴铁水。

  北洋政府统治的十余年时间里，北京民族工业得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的工矿企业为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多数企业的生产设备采购自西方国家，但在工厂选址、厂房建设、经营模式、人事任命、股权分配等方面已拥有自主权，民族工业发展蹒跚起步。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北京近代工业向现代工业发展的过渡时期。1928 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为全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各地军阀掌控的官办企业被国民政府继承，民族资本工业得到逐步发展。但 1937 年日本侵华并占领北京，为了加强资源掠夺和攫取利益，大规模建设和改造北京，发展殖民工业。于此同时，大批民族工业和官办企业被日军强占，如门头沟煤矿、石景山发电厂、石景山炼铁厂、溥利制呢厂等，工业建设被侵略者扼住喉咙。

  为了保障日军对华统治，日本人在 1938 年专门成立“伪建设总署”，开始编制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这是近代北京第一次进行总体设计的编制，即《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其主要思想是①：(1)北京是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人口将明显地增长；(2)北京是以文化和观光为主的城市，但因旧城保护费用较高，且中式传统住宅不能够满足日本人使用需求，因此西郊新建市区；(3)新市区设在城西，与旧城分离，同时中国人与日本人分治；(4)工业区设置城东并发展重工业，与运河、风向、地形等环境条件相适应。这是北京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区”规划。根据规划，选定北京老城区东侧广渠门以东1.5~3公里范围，拟定“本市消费市场支制造工厂及其他特加限定者”，并指在“通县附近设立大规模及有妨害或具危险的工厂区域”[11]。这一地带因地势相对平坦开阔，且靠近前门火车站铁路线，适宜在短时间进行建设，因此这一带成为工业区建设的首选地段。东郊工业区完成第一、二期计划面积2.67平方公里的全部征地，先后建成包括“北京麦酒”“华北烟草”“北京锻造”等八家企业（图1、图2）。

  《北京都市计画大纲》体现了日本构建“北京旧城”“西部新市”以及“东郊工业区”三足分立格局的思路[12]，并完成了对东、西郊区的突击式开发，这对北京城市结构产生了明显的转移作用，从城市布局角度看，东郊工业区选址考虑了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并为后期北京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区位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北京工业建设。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薄弱的工业基础免于战争破坏。随后，华北人民政府先后接管了琉璃河水泥厂、门头沟煤矿、南口机厂、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等一批工矿企业，修缮工厂，恢复生产。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晚清、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的三个时期开辟了北京近代工业化道路。工业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城市发展格局，而且对城市风貌、建筑风格的影响也逐步显现，工业建筑物作为一种全新的建筑类型，在当时的北京城中开始广泛出现。而与其他开埠城市相比，北京早期工业建筑在规模、体量等方面并不突出，但在形式、风格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特色：延续民居建筑格局、装饰地域风格符号以及大胆尝试新式建筑材料。

  北京自来水厂前身是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08年，1910年建成供水，按照“官督商办”模式筹办和经营，一直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唯一的自来水厂。自来水厂办公室源自北京民居的二进制四合院，占地面积约2700平方米，现存房屋30间。外观采用四合院民居建筑风格，砖雕纹饰、油漆彩画作为装饰，大门等局部造型则为西式巴洛克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遗存（图3—5）。

  再如，北平电线 年代，由北平市政府和日本电信机构共同出资成立，1940年北平电话局在东城区东皇城根大街14号兴建电话局，并命名为电话北局，建筑外观采用北京民居风格，同时采用日式伞状屋顶，建筑高约十米，面积约1900平方米。是目前北京保存最早、最完整的电信行业建筑。2011年被列为北京市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是中国通信电信博物馆。

  在1909年建成的“京张铁路”中的二等火车站中，詹天佑使用类似“长城垛口墙”的设计语言来装饰立面细节，清河站、青龙桥站等沿途各站的建筑立面女儿墙均采用此类装饰符号，一方面在立面门窗洞口等内容使用西式柱券，同时在檐口、屋顶等细部表达本土风情（图6），而这一手法在双合盛啤酒厂的酿酒塔中同样有所体现（图7）。

  再如，建成于1909年的清河傅利呢革公司是当时全国第一大毛纺厂，1912年孙中山先生视察该厂时曾在此演讲，并把它称为学习西方先进的典范。公司办公楼整体为西式风格二层建筑，但建筑外圈设置了柱廊空间，柱头及檐口处采用简化后中式雀替作为装饰构件，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该建筑2014年被列为海淀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图8）。

  1884年，清政府在虎坊桥南新华街开办了印制谕折的撷华书局，后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买下并更名为“京华印书局”。这座四层建筑是北京地区最早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多层建筑物，平面呈三角形，中间形体较高，两侧形体低矮，形似轮船，现保存有北京唯一的木制导轨电梯[13]，现已该做新华书店及咖啡厅、画廊等（图9—10）。

  工业建筑遗产是工业生产的物质见证和工业文明的空间载体，是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北京地区工业建筑遗产获得各类“身份”的项目逐年增多，截至2019年12月底，北京地区拥有各类身份认证的工业遗产共计65项②，包括全国及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历史建筑名录，以及北京市历史建筑名单中的工业建筑部分，其中近代历史时期的工业遗产约17项（表1）。

  从产业门类广度来看，北京近代工业遗产覆盖铁路、机车、煤炭、钢铁等重工业，以及酿酒、印刷、自来水生产等一般轻工业，反映出近代北京已经是具有一定工业实力的综合性城市之一；而从遗产价值深度来看，北京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突出特点：

  政治经济价值是北京工业遗产最为突出的价值之一。北京工业遗产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见证了北京在面对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冲击所采取的一系列自强之举。从京西煤矿开采的中外合资到石景山钢铁厂的建立，从铁路机车引入紫禁城到中国人第一条自主京张铁路的建成， 近代重工业发展为北京、为国家早期工业化尝试提供了支撑。

  近代工业遗产记录了北京结束封建走向共和的历史工业建设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了在封建统治阶级、北洋军阀混战，以及日寇侵略等艰难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发展与消亡。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存在时间比较短，但为推动国家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代工业遗产集中体现了城市规划思想与工业建筑规划设计的创新性。从城市角度来看，用于满足工业生产的建筑物成为一类重要的建筑类型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城市中，形成工业片区，体现工业风貌，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从建筑规划设计角度来看，无论是预制混凝土等新型建筑材料的推广和应用，还是融合中、西方风格为一体的新工业建筑造型出现，都见证了现代主义工业建筑在中国城市的落地、生根与成长。

  （4）经济文化价值：支撑城市存量更新与文化传承多数情况下，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不应采取“”的手段，而应根据其遗产价值与特色，寻找转型利用的出路，因此“以用代保”成为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特征之一。近代工业建筑因其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记忆，在转型为博物馆、纪念馆、遗产公园或创意园区的过程中具有突出优势，相比于一般性的新建博览建筑更具有历史性、故事性和文化性，是体现遗产价值的空间载体。

  近代工业遗产是工业遗产范畴中年代相对久远、历史价值相对突出的典型代表，为我们进一步挖掘中国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载体。北京近代工业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从社会层面来看，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北京近代工业缓慢起步并曲折前行，不同历史时期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工业发展的态度和目标；从经济层面来看，工业门类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完整，覆盖轻工业和重工业、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其中既有官办企业、民族资本企业，也有外国侵略势力的殖民企业；而从遗产保护角度来看，北京的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反映了二十世纪早期经济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工业建筑形式不乏中西合璧的经典之作，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族建筑碰撞与融合的集中体现。虽然很多近代工业遗迹已经不复存在，但这段持续一百余年的近代工业发展历史值得铭记，因为它为燃起了北京工业发展的 “星原之火”，为 1949 年后首都大规模现代工业建设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将为进一步研究北京工业建筑遗产的核心价值、建立更加全面而微观的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体系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基础样本。

  [1] 于尔根·亚当,卡特琳娜·豪斯曼,费兰克·于特纳.工业建筑规划设计手册[M].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1-14．

  [3]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北京近代建筑[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6] 李淑兰. 北京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71-77,30．

  [7] 陈静. 近代工业在天津的兴起和工业城市地位的形成[J]. 天津经济,2013(7):48-50．

  [8] 张国辉.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2] 赖德霖. 中国近代建筑史-日本侵华时期及抗战之后的中国城市和建筑[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